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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中央领导会见外宾做速记

廉正保 走近外交 2024-03-01

作者:廉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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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由外交学院法文系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先后在外交部西欧司、欧美司、美大司和我驻外使领馆工作,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会见外宾进行速记,曾任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驻休斯顿总领馆副总领事、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和驻纳米比亚大使、外交部档案馆馆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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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自1965年7月从外交学院毕业进入外交部后,我在外交战线工作长达42年,我的外交生涯就是从为中央领导做速记开始的。在进入外交部的当年,我就被派到北京速记学校学习亚伟中文手写速记,从此与速记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三代领导人会见外宾做过速记。


为周总理做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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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速记令我印象深刻,终生难忘。1967年,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外交部党委受到造反派严重冲击,工作几乎陷入瘫痪。一天,周恩来总理召集外交部党委成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开会,部党委通知我参加,做记录。

中南海西花厅


周总理有个习惯,开会前要对参会人员逐一点名、照面、说几句话。当周总理根据名单点到我时,看到站起来的是一个小青年,很陌生,总理一愣。因为总理此前从未见过我,以为我是外交部造反派派来的,马上板起脸严厉地责问我:“你是谁?谁派你来的?造反派的手也伸得太长了。难道我周恩来还不能单独会见外交部党委成员,还要派人来监视?你们想干什么?”

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第一次进中南海,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高层会议,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十分敬仰的周总理,哪里见过这个阵势。我站在那里,一下子愣住了,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既紧张又害怕,竟然抽泣起来。

这时,姬鹏飞副部长站起来说:“总理,他不是造反派派来的,是部党委安排他来做速记的,回去后好传达学习总理的讲话精神。”

周总理明白了,态度马上缓和下来,对我说:“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为周总理做速记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2


1972年9月,周恩来总理(右侧正中)在人民大会堂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桌末端为作者。


为周总理会谈做记录是件愉快的事情。周恩来总理是位天才的外交家,讲话出口成章、酣畅淋漓、逻辑性强,且思维缜密、行文如流水。他从不讲半句话,句子无需修补,谈话记录易整理。我为周总理会见外宾做记录多达200余场,参加了当时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些外事活动。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我全程为会谈做速记。

基辛格访华合影(最后一排左二为作者)


会谈期间,可能因为紧张,基辛格面前放了一厚本材料,刚开始谈的时候,基辛格是照本宣读。而周总理却很不一样,他手头只有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了几行字作为谈话提纲,说起话来巧妙敏捷,细致入微,滔滔不绝。素有“美国第一说客”之称的基辛格在听完周总理的第一轮发言后,当即收起文件夹,与周总理对谈起来。一场改变世界局势、改变中美关系、惊心动魄的外交谈判,这样在看似平淡的对话中开始了。


我用速记全文记录下整个谈话过程,整理成文件,后来作为珍贵史料永久地保存在了外交部档案馆。


为毛主席做速记


毛主席重视全文谈话记录,从细节中了解对手。我也曾为毛主席会见外宾多次做过速记工作。毛主席雄才大略,谈话非常风趣幽默且富有哲理。为毛主席做记录,既兴奋又紧张,生怕漏掉一个字、错过了一个闪光点。听主席谈话,让人在陶醉中享受,在威严中品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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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8月,毛主席在杭州会见外宾后与工作人员合影。第二排左一为作者。


1970年7月20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会见刚果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外交部礼宾司通知我去做记录。这是我第一次为毛主席会见外宾做记录。由于紧张和激动,做记录时手都有一点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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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30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前右一)及夫人游览长城。


我最后一次为毛主席会见外宾做速记,是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这时候,毛主席说话吐字已很不清楚,我只好根据张玉凤的转述来记录。马尔登也是毛主席最后会见的几位外宾之一。也就是在这次会见后,毛主席给陪同会见的华国锋总理写下了“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3


毛主席非常重视谈话记录的完整性。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周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18个小时的会谈。会谈还未结束,会谈记录也没有整理好,毛主席就催着要看谈话记录,而且传下话来说“记录不要删减,我什么都要看”。

我不敢怠慢,一字不落地记录和整理了双方谈话的全部内容,包括周总理宴请基辛格时,基辛格在餐桌上讲的一些笑话。笑话也有特别深意,我至今印象深刻。

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与基辛格会谈间隙用餐。


基辛格说,他在来中国前在巴基斯坦登机时,因为走得匆忙,把衬衫落在房间忘带了。他的助手洛德对他说,美国有一个说法,谈生意丢了衬衣,意味着输。基辛格因为怕输,急忙从洛德那里借了件衬衣,但穿着很别扭。

基辛格还讲了美驻波兰大使在华沙时装展览会上追逐中国驻波兰使馆官员的故事。他说,尼克松当选总统九天后,即要他设法与中国人取得联系。总统要他告诉华沙大使,无论如何要在两个月内找一个社交场合设法同中国大使接触。美国大使得到指示后说:“这简直是发疯,这是难以想象的。”大使不干,还来电报查问为什么这么做。基辛格回电:“要么去找中国大使接触,要么派新大使去接替你。”随行的白宫高级官员霍尔德里奇插话说,那天美国大使在后面追着中国外交官说:“慢走!慢走!总统有话要转告。”可以想象当时美国大使的表情,他肯定还想留在那里继续当大使。一席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用文字把这些故事都准确地记录下来,包括笑声和谈话气氛。而这些正是毛主席感兴趣的内容之一。中美隔绝21年,双方互不了解,毛主席是想从基辛格的言谈举止中了解其人,了解他的行事方式,从而了解尼克松总统是否真像他在堪萨斯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希望有机会来中国。


为小平同志做速记

1987年9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基辛格博士。后排右一为作者。


邓小平也具有非凡的外交魄力。我为邓小平会见外宾做过几十次速记。每次听小平同志谈话,都是一种享受和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受益匪浅。小平同志绵中有刚,处事果断,在不紧不慢的谈话中,经常闪现一些新思想、新思维,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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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邓小平会见来访的三边委员会代表团。三边委员会是由美国、西欧和日本这三国主要工业区的一些著名企业家、劳工领袖、学者、政治家等方面人士组成的研究世界问题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73年7月,宗旨是鼓励这三个地区国家间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并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代表团成员都是日、美、欧国际问题精英。

小平同志开场便说:“我没有参加你们的研讨会,没有像你们一样发表论文,我今天同你们的谈话,就算是一篇论文吧!”

于是,他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一口气谈了一个半小时,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讶和钦佩。我做了全文速记。名副其实,这是一篇精彩的国际关系论文。


2


1979年1月1日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小平同志当即决定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以趁热打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同时也为了借鉴学习美国的先进管理经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他还准备对即将进行的对越自卫反击作铺垫,与美国沟通,寻求美国的理解,以形成对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为邓小平副总理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


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身份访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进行的第一次访问,也是对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回访。美方对邓小平的来访以政府首脑级待遇破格接待,卡特总统亲自主持在白宫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鸣礼炮19响。

我作为代表团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当站在白宫草坪上,耳闻隆隆礼炮声,仰望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时,热泪盈眶,心潮起伏,真正感受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邓小平副总理与卡特总统进行了三次会谈。小平随后诙谐地对记者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记得有一次会谈一开始,小平即同卡特谈到自己的家史,谈到了小时候母亲对他的谆谆教诲,情真意切,使在座的每个人包括卡特总统在内,都无不感动。

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一生经历丰富,种过花生,当过兵,木工活也做得不错。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接待邓小平来访,是其任内最愉快的事情之一。

会谈中,邓小平表示,就中国来说,不希望打仗,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和平环境,不得不对越南不断进行的无理武装挑衅进行自卫反击。卡特一方面对此表示遗憾,说不希望看到出现这种局面,同时也安排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随后向黄华外长通报了美方掌握的军事情报。

邓小平副总理与卡特总统握手


访问中,中美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并同意成立联合经济委员会,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上述会谈和通报,我都在场做全文速记。领导对美方的军情通报十分重视,要我首先把通报的记录整理出来。

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我经常阅读大量的材料,熟悉了解国内外形势。因为我做关于美国方面的工作,从基辛格秘密访华一直到中美建交我都参加了领导人会晤,有人讲我是中美关系的“活字典”,说了解中美关系你去问“小廉”。就这样不断学习,理论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开拓了视野,为日后驻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已退休,但对外交生涯中能为中央领导会见外宾做速记工作,我感到无限欣慰。



— END —


转自 | 澎湃新闻→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 | 廉正保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霖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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